周呈祥和那个年代大部分人一样,周呈祥的一家人靠种地维生。因为家里穷,周呈祥只上过三年学,15岁起在包头市东河区财神庙街杂货铺当学徒卖山货。带着对久远历史的回顾,记者采访了周呈祥。
问:您卖货一直到哪年?
周:15—19岁,1953年正式进入公司,干勤杂工,担水、烧锅炉、测量什么活都干。
问:进公司时是什么样的条件?有厂房了吗?
周:哪有厂房,白天搞测量,晚上不一定在哪睡,我们在马路上,汽车过来给我们送饭,我们就坐在汽车边上吃饭,晚上就在牛圈马圈睡觉。
问:您当时知道公司是生产什么的吗?
周:不知道,那时候讲保密,谁也不跟谁说。有一次东河老爷庙铁匠铺打铁时,把地里埋的炮给点着了炸死人了,公安局打电话找我们郝队长去查,我说咱们到底是干啥的、啥单位,铁匠铺的事儿怎么郝队长去查?
测量厂房、厂址和家属房的时候队里有专业的技术人员,我们就是帮着举旗打桩。测量的时候有水平仪,放在那当地的老农民要看这个东西,当时古人传说南蛮人取宝,这个人要看,那个人也要看,以为盖厂房是来取宝的,都要看那个镜子(水平仪)。当时选址选了三处,赵家店、哈业胡同、二道沙河,最后选定了现在的厂址,是*来的领导定的。
图纸绘好后,样品邮到北京,1955年开始盖,先在公忽洞盖了两排房子,上下班吹号,从太原、齐齐哈尔、重庆、西安各地来了很多人,有的带着家属。又在老楼房那儿盖了两栋楼房,盖的过程中朱德来了,他来了看完回去后我们这就停工了,停了两个月后改图纸,原来都是要盖楼房都改成盖平房。
问:为什么要改呢?
周:当时不知道,咱们也不敢问,后来慢慢好像说和苏联有意见了,就都改成平房了。一机集团也是,盖了一半就都不盖了。但我们在老楼房盖了两个街坊家属区。
问:苏联人来时您接触过吗?
周:接触过,那会儿我已经当了管理员了。
问:什么管理员?
周:行*处管理员,大概1956年2月,苏联专家在二楼,有三个服务人员跟着,都是我买的红茶、紫烟、苹果招待他们。
问:当时咱们招待苏联人是不是都是用的最好的?
周:人家吃饭不在咱们这吃,在东河有个宾馆,每天小车接送。原来打算建一个招待所,所有苏联专家都来吃住,我们从哈尔滨买回沙发、地毯、冰箱、台灯、烤面包的东西,什么都是高级的,花了10万块钱,我活这么大头一次见,后来交给昆区一个招待所,咱们就不建了。
问:您后来一直在行*处吗?
周:我1958年去了工具处,我也没技术就干的锻造工。干了三年,他们说你岁数大了,28岁都是六七级工你还是三级工,快去干别的吧。后来就去干配套,我们加工出来的刀具模具送给人家加工车间,我后来又去了706车间当烧结工。
问:当时生产什么?
周:那会儿还没有产品,都是辅助配套,外面买不上的件咱们自己生产。
问:您在706车间做这些配套件一直到退休吗?
周:后来也不做了,就去706当库房保管一直到退休。
问:中苏关系恶化对咱们的生产有影响吗?
周:他们走了咱们做了些改进,因为当时苏联人的东西咱们不能随便改,苏联专家定好的东西不经过他们批准要动了那是现行反革命。有一个咱们公司的工程师,上海毕业的,那个人很进步,是团支部*,自己改进了图纸。有人说这是犯法的,他就说,苏联人走了咱们就不干了?这是我们的厂子,他就改了。结果就把他弄成反革命,挂着牌子全厂绕了一圈,也就24、25岁,苏联专家走了又给人家平反了。
问:大家都是步行上班吧?骑自行车的是不是也很少?
周:我们工段50多个人只有三四个有自行车,七级工才有车子,六级、五级工都是走着。我们一个支部有200来个人,给了三辆自行车票,都去抓阄,结果给我抓了一辆自行车。我那会儿的工资只够生活哪能买自行车,我问师傅怎么办,师傅让我买。一辆车子130元,我跟师傅借了100。车子还是扛回来的,部件是全的,自己回来找人组装。
那会儿汽车不多,咱们国家生产的解放牌汽车第一次给了30辆,敲锣打鼓迎接回来,那了不得了,底下的工人很自豪,虽然我们没开上,也没坐上,但工人们都感到很威风,说国有军工企业真牛。
问:那时候您的工资和包头市里其他单位比怎么样?
周:我那会儿工资不算低,中等吧,1958年我二级工43块钱,到二级工就没再涨,后来过了好几年才涨到50多。我们的工资比市里高,一级工37,二级工43,三级工51,四级工60,五级工72,六级工84,七级工103,八级工是118,再上就是技师125。
问:您和吴运铎有过接触吗?
周:有,我在行*处,他那会儿不叫厂长叫专家,大家都叫他吴专家,很好说话,他经常作报告。他作报告四个小时准时能讲完,也不拿稿子,就祥说评书似的,我说你那时间正好,是怎么做到的?他说我都写了很多遍,写出来又修改的,已经记住了。那会儿开会的时候下面听报告的写纸条提问,国际问题啊,这问题,那问题,他当时就能回答出来,我说他小问题回答,大问题也敢回答是怎么做到的?他说,我知道的我回答,不知道的有《红旗杂志》,看了杂志后再回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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